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西方发达国家的创新产业及高端服务业与欠发达国家的原材料产业在中国这个枢纽进行衔接。全球中低端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但在2018年，美国为了限制中国的发展，对中国出口产品进行双反调查和收取双反税，由此引发了中美贸易战，很多以出口美国为主的民营企业为了避免缴纳双反税和实现自救，将一些生产环节向海外尤其是向越南为首的东南亚国家转移，有人开始担忧中国制造业的“枢纽”地位是否将不复存在。

政治学学者、外交学院教授施展先生先后实地考察了国内长三角、珠三角和越南各大城市的工业园区，对中美贸易战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进行调研。回国后他将自己的心得体会注入《溢出》这本书。今天我们通过分享这本书，来谈谈对于中国制造业投资机会的理解。

作者通过实地调研发现，中国向越南转移的并不是行业中的整体，而是该产业链中的某些特定环节，主要是对供应链需求较低、人工成本占比较高的环节（通常是最后的组装环节），而其他环节仍然离不开中国庞大的供应链网络。因此制造业向越南的所谓“转移”，实际是中国供应链的“溢出”。

行业很难发生整体性的转移，其原因在于东南亚国家在供应链网络的规模优势上无法与中国相比，它们可能承接从中国供应链中溢出的一部分生产环节，但无法取代中国制造中心的地位。类似越南这样的国家由于缺乏重化工业基础而很难建立轻重兼备的工业体系，重化工业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缺乏资本积累的后发国家很难依靠自由市场予以发展。

越南只能通过“贸易嵌入美国，生产嵌入中国”的体系来发展自己，而一旦选择嵌入美国贸易体系，就必须接受一系列自由贸易协定对其产业扶持的限制，于是越南发展产业的能力就更加薄弱。随着转移到越南的产业环节增多，他们对中国的全产业链体系依赖性会越高，形成一种嵌合关系，生产环节中的核心部分被留在中国，“溢出”到越南的只是外围部分。因此东南亚国家和中国的生产流程之间更多的是相互补充关系，它们构成了一个更庞大的供应链网络。

以我们都熟悉的家具产业为例，中国制造的家具销往世界各地，但在家具产业向越南转移的过程中，看似越南变成了家具生产大国，但实则越南只是中国把“made in China”的家具销往全球的搬运工。家具的供应链包括：五金、油漆、板材、皮革、纸箱等，其原材料中的大部分皮革、海绵、五金都要从中国进口，包装家具的纸箱看起来最没有技术难度，但越南也无法自己生产包装纸箱。纸箱的加工分为三个部分：原浆和次浆混合制成纸皮、纸皮加工成纸板、纸板加工为纸箱，越南自己能量产的只有最后的部分，也就是说越南连纸板都要从中国大量进口，以应对家具行业对纸箱的需求。

世界科技进步的创新源泉来自美国，大公司为了保证创新的效率，倾向于将生产流程外包，以保持灵活性和规模效应，否则一旦有了新的创意，就要调整产线，而投资产线的资本开支大，产线转型成本也很高。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形成了强大的承接外包能力，从而获得了经济的高速发展。

为什么中国的企业可以拿到发达国家的外包订单？主要在于中国制造业的两个优势：效率和弹性。效率即外包企业排产的速度，生产效率；弹性则要求外包厂商做到能够快速响应不同的创新产品需求，及时切换产线。中国供应链网络中包含很多极度专业化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大规模生产那些被拆解到作为基本元素的零件，而这些零件的通配性很好，经过不同的排列组合，可以配套生产各种各样的产品，以应对不同的创新需求。中国这样庞大又极度专业化的供应链网络，以及中国广阔的市场，给了中国无与伦比的制造业优势。

以小提琴为例，高端小提琴依赖工匠手艺，但中低端琴追求的是标准化的质量控制，而市场上对中低端琴的需求量也比高端小提琴大得多。泰兴是小提琴之都，溪桥乐器厂老板李书把小提琴生产过程一道一道分解和标准化，孵化了一系列小厂为总厂生产不同配件，培育出一个庞大的提琴产业网络，因此能将小提琴的生产成本做到全球最低。

中国类似泰兴这样的小镇还有很多。河南商丘稍岗镇生产了全球一半的钢卷尺，江苏丹阳市生产了全球三分之一的眼镜，湖南邵东市生产了全球70%的打火机。这些产品看似低技术，但对成本的控制力源于背后一套完整高效的供应链体系，脱离体系则无法生产出低成本的产品，中国制造业无可匹敌的竞争优势就在这里。

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也给了中国制造业崛起的机会。市场规模越大，供应链网络里的中小企业越多，分工越细，效率越高，网络中弹性就越大，进而可以使全供应链的成本控制能力越强，低成本可以继续吸纳对供应链有需求的制造业，进而继续扩大市场规模，形成正反馈循环，也就造就了中国全球制造业“枢纽”的地位。

第二次工业革命是重化工业的革命，中国凭借其庞大的市场规模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从建国初期的一穷二白逐渐成长为重化工业强国，但制造业关键的基础工业设备和零部件却在过去很长时间无法实现突破。随着中国教育普及度和水平的提高以及国家科研实力的进步，近几年我们已经一步一步突破了众多“卡脖子”的技术门槛，国内强大的供应链网络更使中国的制造成本做得更低，制造业能够一步步地实现进口替代，当达到一定规模之后，伴随着前述的正反馈作用，我国制造业不断扩大市场规模，开始有能力出口海外与外资品牌正面竞争。

挖掘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1世纪初我国的挖掘机全部依赖进口，但伴随着三一、徐工等国内企业的成长，凭借更低的生产成本一步步实现了进口替代，到2020年中国挖掘机国产化率已经超过70%。随着自身竞争力的提高，这些国内厂商甚至可以不依赖关税优势，出口海外去和外资品牌竞争，这种从进口替代到出口海外的过程正是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体现。